【盘古棋牌平台】曲格平:环保投资占GDP比重须达到2%以上

北京报道,84岁的曲格平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首位常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代表、首任国家环保总局局长、首届全国环境与资源人大代表。兼任保护委员会主席,1992年5月荣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环境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环境保护之父” ”被外界。而曲格平却认为,他“其实名声也很难比得上”。他觉得中国的环保工作还远未完成。从第一个环保规划“五年管控十年解决”,“中国的环保规划不是一天完成的”。虽然中国的环保起步比西方国家晚了几年,但依然没有回避“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有些方面甚至更加严厉。 “我们缺乏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曲格平在2014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前夕接受了中国时报记者的专访。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总结,他认为如何正确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是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根本问题和症结所在。 《中国的环保计划不是一天完成的》《华夏时报》:中国的环保事业是如何起步的?曲格平:1969年,我调到“国务院计划起草小组”,负责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日建交之际,1970年底,周总理听取日本记者介绍日本“污染病”事后要求我们组织召开汇报会,请日本记者介绍日本的环境污染问题,并请国家机关首脑,特别是各部委负责人来听听。班级。会后还组织了小组讨论,讨论向他汇报。当我们把报告和小组讨论交给首相时,他指示要把日本记者的报告作为会议交流材料分发给当年参加国家计划会议的人。可以说,这是第一个出现在高层会议上的环保文件。 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周恩来总理决定派团参加。这是中国重新获得联合国席位后首次参加的大型国际会议。代表团由国家计委带队,由外事、卫生、工业、农业、水利、能源、城市、科技、地方等部门负责人或专家组成。我还参加并见证了世界上第一个环境会议。但在当时“文革”的政治背景下,代表团与会的主导思想不是“吸取教训”,而是“斗争”。在修订《人类环境宣言》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极端的语言。代表团的领导们都战战兢兢,生怕犯政治错误。至于会上讨论的环境与发展问题,他们并不十分关心。会后,在出席会议的报告中,会议的中心主题“发展与环境”连一句话都没有。这完全是关于政治斗争。今天来看,这份报告是一件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做到了。只有我换句话说,参加这次会议真的是打开了一扇了解环保真正意义的窗口。当时国内极左思潮提倡“社会主义没有污染”,但实际上也出现了一些局部的、点状的问题,比如官厅水库、桂林漓江、雅'的水污染。武汉呃湖等严重。会后,我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会议结论。周总理当即指示召开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介绍国际环境形势,探讨中国环境保护问题。在此背景下,1973年8月,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大会召开。来自各地及有关部委、厂方代表和科学界人士3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对环境污染事实的梳理和危害分析,提高了与会人员的环保意识。会议最后,周总理还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会议,向全社会普及环保意识。在文革极左思潮的统治下,召开这样一个环保会议,让人们在这里讨论“中国社会主义的阴暗面”,简直是奇迹。而这一切都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带领下进行的,周恩来总理敏锐地意识到环境问题的严重性,未雨绸缪,开启了中国环保事业的航程。因此,周恩来是中国环保事业的奠基人和奠基人。 《华夏时报》:第一次环保会议召开后,你们做了哪些工作?曲格平:全国环保大会后,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我是办公室的领导之一。办公室成立后,督促各地成立相应的环保机构,对环境污染情况进行调查评价,开展以排烟除尘为核心的环境治理,对重污染地区开展重点治理。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之初就出台了解决环境污染十年规划:五年治理环境污染,十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但实施的结果是:五年过去了,环境污染没有得到控制;十年过去了,环境污染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中国的第一个环境治理计划因此彻底失败。为什么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文化大革命。根据当时的污染情况,这个方案的要求不高,是可以实现的。然而,在文革的混乱局面下,环保工作提不上来,最终没有完成。这种失败是中国环保史上的第一次。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可以说中国的环保计划没有一天完成。 《华夏时报》: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大气十项措施》。你觉得这个计划能实现吗?曲格平:这个方案我看过了,制定的很详细,很详细。但是我问了认识的人,大家普遍认为很难,即使能实现,也不太可能早于2017年。因为:第一,中国的污染物排放还处于爬坡阶段,我们的重化工业尚未达到高峰,钢铁和水泥的产量仍在增加。二是从环保管理机制上看,京津冀三地互不隶属,协调上还存在一些困难。如果这一次没有完成“十大大气”,将会对整个世界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出路。这就要求我们从现在开始必须下定决心,细化我们的目标。我们不能等两年再谈,再等两年,2017年就到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当目标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的统计也可以完成。不过,这次数据掺假的难度也很大。 “十大氛围”提出了质量目标。北京市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这些数据每天都会发布,因此很难伪造。我曾在回答外国记者提问时说过:人们在急需解决环境污染的心情下,往往把理想作为短期工作目标,盲目进取,注定会失败。 《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时期》《华夏时报》:中国环保法的制定和颁布不晚于西方,但中国的环保问题却比西方多。问题是什么?曲格平: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颁布,标志着我国环境保护开始进入法制化轨道。西方发达国家什么时候制定了《环境基本法》? 1970 年在美国,1967 年在日本,1976 年在法国,197 年在英国4 年。从时间上看,我国环境基本法的建设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好几年。此外,中国还有很多关于污染防治的单项法律,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据统计,我国已制定环境保护法8部,自然资源法15部,环境保护行政法规50余部,地方环境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1600余部。虽然不完善,但在主要方面可以做到有法可依,但问题是“有法不依”。 《华夏时报》:局升格为部委后,有人评价说,中国环保部门的权力会更大,环保形势会明显好转。真的吗?曲格平: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立,下设办公室,简称“国家环境保护办公室”,历时近10年。 1982年,国家成立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内设环保局,结束了“国家环保局”的临时状态。 1988年,环境保护局从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中分离出来,成立了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环境保护局。从此,“环境管理”成为国家独立的工作部门。 1993年,全国人大成立了“环境和资源委员会”,全国政协也相应成立了“环境和人口委员会”。这项工作开始受到充分关注。值得一提的是,1998在2008年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中,国务院部门由40个减少到29个。但国家环保总局并没有调整或取消,而是由原国家环保总局升级而来。环境保护局(副部级)到国家环境保护局。总局(部级)成为唯一升级的部门。回首过去,我们的发展战略并不比别人差,可以说是遥遥领先;我国的环保法起步不晚,主要方面可以遵循。然而,环境问题并未得到遏制。从1990年代中期至今,过去十年是中国污染最严重的时期。以1993年至2001年这8年为一个阶段来看,1993年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年,也是我国环境保护污染问题加剧、大规模治理的时期。过程。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大规模经济建设。各地对项目和摊位的热情急剧上升。此外,1980年代全国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导致中国环境污染加剧。到点。多处江湖污水横流,蓝藻爆发,江湖沿岸居民饮水困难。许多城市雾霾遮天,空气多云,城市居民呼吸系统疾病急剧上升。 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中国经济进入腾飞期,重化工业加速发展,是中国环保最艰难的十年。尤其是2002年下半年以来,各地崛起重化工业开工建设钢铁、水泥、化工、煤电等高耗能、高排放项目,能源资源总体短缺,污染物排放量居高不下。 “十五”末,二氧化硫、COD等主要污染指标没有达到原定的10%的减排目标,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质疑。到2006年,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为:二氧化硫2588万吨、氮氧化物1523万吨、化学需氧量1428万吨、氨氮141万吨,达到历史最高点。从各个方面来看,我们现在都与 1970 年代初期的日本非常相似。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避免了日本污染泛滥的错误?我说不。政策措施和一些治理项目虽然在行政、经济、技术等方面落实了,但都力不从心,没有从根本上杜绝,也没有有效避开“污染第一、治理”的老路后来”,许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在某些方面甚至更严重。 “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环保计划年年未完成。” 《中国时报》:从时间轴上看,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间几乎可以与污染加剧的时间重合。这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吗?曲格平:中国环保40年,中国经济大发展40年。然而,在创造奇迹的同时,环境问题也随之而来。从“六五”规划至今,环境保护发展规划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不紧迫按照规划,实施不如经济发展规划认真。结果是经济计划年年超额完成,环保计划年年未完成,形成鲜明对比。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造成今天如此严峻的局面。回首过去,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的高速增长,我们是否就注定无法解决发展与环境的矛盾?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只要有效转变发展方式,加强环境管理,就可以化解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长期没有摆脱过分追求增长的观念,没有重视解决好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 ,过分强调发展速度,盲目追求GDP增长。在宏观经济、部门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战略中,长期缺乏对环境保护的综合考虑,部门和区域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没有得到有效落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几个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周期带来了巨大的环境影响,治理速度远远落后于污染增长的速度,造成了今天的严峻形势。历史经验证明,追求短期超增长而忽视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将导致难以承受的环境和资源成本。 《华夏时报》:是什么让我们盲目追求GDP增长?曲格平:说到责任,我觉得有必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情绪情况:能做的该做却不做的,称为失职,应追究个人责任;对于列入国家计划但没有认真执行、计划经常失败的计划,既有个人问题,也有更根本的问题。究其原因,是制度和制度,仅仅追究个人责任是不可能改变现状的。我经常听到一些评论:中国的环保政策虽然好,但也只是纸上谈兵。国家领导人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但只是高调地唱,并不打算去落实。然而,我所看到的并不完全是这样。之后我有机会会见了很多国家领导人,比如周恩来、李先念等国家领导人。他们都非常重视环境保护。改善环境的心情并不比我们差。那么,为什么环境形势越来越差,为什么好的方针、政策和计划没有得到落实呢?我的看法是,根本原因是体制和一些制度阻碍了这些方针政策的落实。用政治经济学的话说,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华夏时报》:在当前情况下,如何理顺两者的关系?曲格平:为什么不能遏制环境问题?制度上的根本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前中央和地方治理仍未有效实现“依法治国”,“人治”盛行。看西方国家的生态环境由坏变好,关键是要依法管理。必须遵守法律,必须调查违法行为。他们走的是依法保护环境的道路。但我国环境治理效果差,环境问题大,这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有法律不遵守,执法不严,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实行“人治”。一是“法治”,二是“人治”,但两者的效果完全不同。二是在经济体制和环保公共体制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长期没有理顺,政府的公共服务理念还远未到位。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公共管理改革举步维艰。加之以GDP增长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和考核体系、以增值税为核心的财税体系,各级地方政府过度追求增加投资和项目。各种资源能源的投入拉动地方产值和税收快速增长,忽视了各项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和依法保护环境的公共职能。如何遵守法律,提高政府环保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效率?最重要的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把加强依法治国和转变政府职能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方向,把各级政府职能转变为依法行政轨道,转变为公众职能转变。管理和服务,可以考虑。以“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为突破口,依法行政。 《华夏时报》:除了政治改革,还有什么需要做的?曲格平:强化经济手段在环境管理中的作用,同时加大投入。我们测算,要让环保工作跟上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环保投入必须占GDP的2%以上。但事实上,整个 1990 年代,环保投资占 GDP 的比重最高权重仅为1.6%,以至于今天,仅北京5年就需要投资1万亿元来治理空气污染。今天的后果如此严重。